武当真武铜像现明朝藩王名字

　　在市博物馆“仙山琼阁武当山”主题展厅，馆藏着一尊看似普通却极其珍贵的明朝真武铜像。之所以说它珍贵，是因为这尊铜像须弥座背后及侧面铸有74字铭文!专家研究认为，这与明朝朱元璋分封的藩王西河王府、庆成王府等宗室有关。特别是铭文中提到的慎钟，极有可能是明朝庆成王朱济炫七代孙朱慎钟。那么， 这尊一级武当文物缘何馆藏在十堰?铭文的内容又记录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?

　　真武铜像铸有神秘铭文

　　前不久，记者在十堰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志军的引导下，走进“仙山琼阁武当山”展厅，见到了6尊精美鎏金铜像。其中，3尊真武坐像、1尊灵官像、1尊周公像、1尊桃花像，它们均为国家一级文物。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有一尊看似普通却极其珍贵的明朝真武铜像，它的须弥座背后及侧面铸满了密密麻麻的铭 文，共计74字。

　　此真武铜像，通高74厘米、座长45厘米、座宽32厘米，须弥座背后及侧面铸造了神秘的铭文。铭文内容为：大明国山西平阳府晋西河王府宗室会首，奉国中尉，慎錞，慎钟，于万玉，冯时雨，杨尚乡，朱天辉，燕国宾，席思恭，王应科，张鹤，敏□，乔门张氏，襄陵县金火匠栗复共造，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吉 日。(注：□为辨认不清的字)。

　　刘志军介绍说，铜像的铭文明确记录了其铸造年代为“万历四十八年五月”，从造像的形制特征来看，与武当山各庙观内所供奉的造像基本一致，结合其流传经历，当属武当山庙观供器。铭文现山西藩王名字

　　那么，这74字铭文记录了什么事呢?

　　武当山始建于唐，在明朝达到顶峰，被称为“皇室家庙”。根据历代《太和山志》、碑铭、神像铭文显示，武当山供奉的造像大致有三种来源：一是，历代皇帝和官僚贵族铸造斋送的;二是，历代道士在山上建殿塑像或募缘铸造神像请回本山供奉;三是民间信士施财在山上或在山下塑造成形后斋送上山安奉。

　　刘志军研究发现，从铜像铭文“大明国山西平阳府晋西河王府宗室会首，奉国中尉……栗复共造，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吉日”来看，应为山西民间信士在当地铸造好后斋送到武当山上供奉的。

　　据史料记载，明朝洪武十一年(公元1378年)，朱元璋为了巩固朱家统治天下，开始分封藩王。庆成王朱济炫，系明太祖朱元璋之嫡孙。朱济炫是晋王朱棡与妃子樊氏所生庶四子，朱棡是朱元璋与马皇后马秀英所生嫡三子，明成祖朱棣之哥。朱济炫出生后，报到朱元璋那里请封。那时，朱元璋刚刚在庆成殿举行了庆贺功名成就的筵宴“庆成宴”，听到禀报后龙颜大悦，遂以该殿名赐给朱济炫为号。因此，众多郡王中，仅有朱济炫不以地名为封。

　　铭文揭藩王后代供奉铜像

　　明朝永乐初年(公元1403年)庆成王朱济炫被封潞州;永乐十年(公元1412年)以从征有功徙汾州(今山西省汾阳市)。晋王府庆成王这一支，最为民众津津乐道的事情是其王府宗室繁衍后代的惊人速度。史料显示：庆成王朱济炫身体好，一下生了100个儿子;其曾孙端顺王奇浈，也生了70个儿子。“庆成”这座郡王府，在汾阳城存在了200多年，子孙繁衍共11代。庆成王府无疑成为了明朝人口数量最为庞大的王府之一。

　　当时汾州城几乎成为除官府、寺庙之外，一座堂而皇之的庞大皇城。朱姓在古汾州的繁衍壮大，客观上带来了京城文明，有力地促进了汾阳经济的发展、民俗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后来数百年文化的崛起。

　　刘志军通过潜心研究发现，铭文中“奉国中尉”后是一长串的姓名。其中最先的两个人是慎錞和慎钟，且这两个人姓名与后面人之间有明显的间隔，两人也没有写上姓，显然他们就是朱氏宗室,“表明此两人，应该与后面的人在身份上有所区别。”刘志军查阅《明史》发现，其中即有一人名慎钟，此人为明庆成王朱济炫七代孙。朱慎钟气质敦厚，有贤孝名，生年不详，嘉靖四十二年(公元1563年)以奉国将军改封长孙;隆庆六年(公元1572年)袭封庆成王。那么，铭 文中的慎钟是不是《明史》中的庆成王朱慎钟呢?

　　刘志军指出，“慎钟”这一人名是否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，也就是说“庆成王府”与“西河王府”内各有一名叫“慎钟”的人呢?其次铭文中的慎钟与《明史》中的慎钟是不是一个人呢?青铜铭文中慎钟的身份是“奉国中尉”，这明显是宗室人员的封号，侧面的铭文中也确定其为“宗室”身份，可以肯定此慎钟是 朱氏宗室无疑。

　　“铭文中落款为山西平阳府晋西河王府，所在地点也与《明史》记载的一致，是为同一个地方，均为晋王系统所在地。”刘志军认为，在宗室人员中，同一时期、同一谱系下、同一谱字派、血缘关系极为亲近的两王府的皇亲宗室，并且有一人还贵为“王”，在明朝极为严格的宗法制度情况下，是很难有重名者的。 “因此，铭文中的‘奉国中尉’慎钟应该就是《明史》中的庆成王朱慎钟”。

　　朱慎钟于万历三十四年(公元1606年)去世，而此像铭落款为万历四十八年(公元1620年)，所以此铜像为其逝世后14年才铸造，并供奉到武当山。

　　刘志军又惊奇地发现，慎钟既然是庆成王，应该落款为“庆成王府”才合乎礼制，为何落款是“西河王府”呢?是否是两个王府合铸呢?“铭文中在慎钟之前，有一个叫慎錞的人，那么他是庆成王府还是西河王府的人呢?关于此人，史书没有记载，而他的名字却在慎钟之前，同为奉国中尉。”刘志军发现，《明史》中明确记载，慎钟是“以奉国将军”的身份改封为长孙的，明显与造像中铭文记载的身份存在差别。

　　《明史》记载表明，第二代晋王与第一代庆成王为同父异母的兄弟，第一代西河王则为第二代晋王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代西河王为第一代庆成王的侄子，或者也可以说西河王是晋王下封的王府，与庆成王府无关，但从血亲关系上不难看出，庆成王府与西河王府之间关系极为密切。

　　“因此可以说，朱慎钟本不是庆成王府的人，而是过继过来的。极有可能是从西河王府而来。只有这样，史籍与铭文才能更好的契合。”刘志军说。“这同时也证明了，铭文与《明史》中慎钟身份的差别是有合理原因的。他在西河王府系统中，是奉国中尉，为了让他名正言顺地继承庆成王，于是‘以(有凭借的意思)奉国将军’的身份来封袭。其去世14年后，在铸造这尊青铜真武像时，因为某种原因，他的身份回到了西河王府系统，因此也就有了铭文上的奉国中尉身 份。”

　　流散69年，武当铜像辗转归故里

　　那么，这尊一级武当文物缘何馆藏在十堰?其实，这6尊武当山铜像曾漂流在外长达69年，2007年6月21日才从安康回到阔别已久的十堰家乡。那么，价值连城的武当山文物怎么流失到了安康呢?这要追溯到抗战时期。

　　1938年，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向四川转移时，将武当山周府庵、遇真宫、元和观、太子坡等宫观的大部分铜像拆下来运往重庆兵工厂制造兵器。为方便运输，他们将部分铜像在汉中进行熔化。后来被一武当山道人发现，收集了一船还没有来得及被熔化的铜像，准备回运武当山，当运至安康时，因遭遇日机轰炸， 只好停放于汉江边，后散失民间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安康地区成立了中心文化馆，将这批铜像运到馆内保管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文化馆干部为保护这批铜像的安全，分别进行了分开包装，存放于偏僻的地方。后被发现后，部分被拉到沙滩作枪靶射击，其他的铜像也有幸保存了下来。

　　1984年，安康地区成立了博物馆。后来，安康市政协副主席、历史博物馆馆长李启良在当地收集到了这6尊铜铸鎏金铜像。2006年8月，十堰市文物部门以抗战为课题，派人前往安康历史博物馆进行调研，李馆长有意促成这批文物的回归。在国家文物局以及陕西、湖北两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，2007年 6月21日，漂泊在外长达69年的6尊铜像终于回到十堰家乡。

　　刘志军指出，唐宋元明清时代，武当山各宫观庵庙曾供奉过数以万计的道教神仙塑像和画像，其中不少是稀世珍品。可惜，由于历朝历代兵火之灾和“破四旧”的毁坏，不仅神仙画像被焚毁殆尽，而且山下的铜铸、铁铸神像也多被砸毁。此批铜像的回归，为研究武当山道教造像来源等方面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