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唐五代的道教,是南北朝道教的延续和发展。尤其是唐代,道教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。
(一)隋朝道教与内丹道的兴起
隋朝(581一618)实行佛道兼容政策,虽以崇佛为主,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。隋文帝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“开皇”,这个称号便取自道经。文帝还建道观、度道土,以扶持道教发展。隋炀帝崇道更甚,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。大业七年(611),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,并以帝王之尊,“亲执弟子之礼”,敕命于都城(长安)建玉清坛以处之。
道教在隋朝期间,其宫观庙宇和道土的数量都有所发展。这一时期,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、三皇等经系,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融合。在修炼方术方法方面,最突出的发展是“内丹”的兴起。
据《罗浮山志》记载,道士苏玄朗曾经隐居在句曲山(今江苏茅山)学道,得司命真秘。开皇(581一604)年间,到罗浮山青霞谷,修炼大丹,自号青霞子。作《太清石壁记》等。后著《旨道篇》,阐明内丹修炼之法。自此道教始知内丹矣。又鉴于《古文龙虎经》、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金碧潜通秘诀》三书文繁义隐,于是纂写《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》,归神丹于心炼。苏玄朗(元朗)用外丹名词解说内丹,提倡“性命双修”,以此为内丹修炼的核心。苏氏内视9年道成,冲举仙去。从他的言行看,可以说他是一位内丹的理论家、实践家和宣传家。隋代苏玄朗倡导内丹之道,至唐代发展迅速,蔚然成风,影响深远。
(二)唐代皇帝与道教
唐代皇帝,因为道教崇奉的老子姓李,唐皇室也姓李,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,自称为老子后裔,特别崇奉道教。
武德三年(620),唐高祖诏改羊角山为龙角山,并建老子庙;七年(624)亲至终南山谒拜老子庙;八年(625),下诏叙三教先后,以道教为首,儒教次之,佛教最后。贞观十一年(637),唐太宗颁《道上女冠在僧尼之上》诏令,称“朕之本系起自柱下(即老子)”,道上女冠自今以后斋供行立,至于称谓可在僧尼之前,定道佛次序。乾封元年(666),唐高宗尊封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后来的唐玄宗,对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。他于开元九年(721年),迎司马承祯入京,亲受法箓。成为取得道土资格的皇帝;开元十九年(731),令五岳各置老君庙;开元二十一年(733),玄宗亲注《道德真经》,又令士庶家藏《老子》一本,并把《老子》列入科举考试范围;开元二十五年(737),令道士、女冠隶属宗正寺,将道士当作皇族看待;开元二十九年(741),诏两京(长安、洛阳)及诸州各置崇玄学,规定生徒学习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于》、《文子》;天宝元年(742),玄宗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,文子为通玄真人,列子为冲虚真人,庚桑子为洞虚真人,其四子所著之书改名为真经;天宝八年(749)追赠玄元皇帝为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,后又升为: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”。玄宗以后,唐肃宗、代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武宗、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继续崇奉和扶植道教,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武宗。武宗于开成五年(840)亲受法箓,会昌元年(841)诏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,任崇玄馆学土,封号广成先生;会昌四年(844),授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。
总而言之,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,唐帝王以道教为“本朝家教”(或调“皇族宗教”),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,因此,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蘸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。
(三)唐代道教的发展
唐代道教的发展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(1)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。唐代,涌现了许多的道教学者,如孙思邈、成玄英、李荣、王玄览、司马承祯、吴筠、李签、张万福、施肩吾、杜光庭等,他们对道教的教理、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。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,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。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、道士等纷纷研究和注疏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,据不完全统计,隋唐时代注疏笺解《老子》即近30家;其它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,如通玄先生的《休道论》、司马承祯的《坐忘论》等等。特别是以成玄英、李荣为代表的重玄学派,对当时和以后的道教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(2)道书数量益增,并汇编成藏,正式刊行。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,于开元(713一741)中,纂修成藏,目曰《三洞琼纲》,总计374卷掌(一说5700卷)。天宝七年(748)诏令传写,以广流布,名《开元道藏》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。
(3)道教科仪,在唐代有较系统的发展。道教科仪在南朝陆修静时已初具规模,唐代道士张万福。张承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对道教科仪、经戒法箓传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增删,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备。特别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(850一933)所著的《道门科范大全集》(87卷),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科仪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,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成。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,道教至今依然沿用。
(4)道教内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。金丹术在唐代虽仍处于兴盛阶段,但已暗现衰相。由于服食金丹有副作用,因此便促使金丹术由外丹向内丹转变。内丹术可追溯到古代的神仙方术。在唐代,内丹道已有较大的影响,此类道书纷纷出现。如崔希范的《入药镜》、吴筠的《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》、陶植的《陶真人内丹赋》等等。至唐末五代,道教内丹已经盛行起来。这一时期倡导内丹道的著名者为钟离权和吕洞宾。故将其所倡导的内丹修炼术,谓之钟吕金丹道。后世道教全真派即尊钟、吕为祖师。
(5)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,且规模日益宏大。”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后,道教宫观逐渐增多。到唐代,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。据杜光庭中和四年(884)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,唐代自开国以来,“所造宫观约1900余(座),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,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土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”。其中,如太清宫、太微宫、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,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,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。
(6)在唐代,较大的道派是茅山宗,其次是楼观派,此外还有张天师一系的复起。唐天宝七年(748),玄宗令有关部门审定张天师子孙,将有封植,以隆真嗣,并册追祖天师张陵为太师。至中晚唐时,逐渐形成龙虎山天师道,即所谓龙虎宗。这一派在帝王扶植下迅速壮大,为宋元以后龙虎山天师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。
(四)五代时期的道教
在五代(907一960)的53年中,易五姓十三君,其中仍有不少地方王朝崇奉道教。他们尊宠道徒,兴建宫观,收集散失的道书,命道士宣讲道经等,这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这一时期著名的道士有李浩、谭峭、彭晓、谭紫霞等,他们致力于道教的理论、方术方面的研究和建设,使低潮中的五代道教仍向前迈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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